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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 碳中和 区块链 快讯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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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厦门大学碳中和创新研究中心)

                作者信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马华腾,财政部金融科学研究所前任董事。


                摘要

                本文讨论碳达峰碳中和进而探索实现低碳转型的途径。一是既要依靠行政手段,又要通过制度创新,运用投融资机制建设,产业资金发展等经济手段。第二,充分利用资源价格机制,优化电价与能源价格关系,调动企业和居民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性和意识。第三,使用绿色金融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本文认为,构建绿色金融机制的三大原则是多主体风险共担、合理选择融资支持对象、政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试错和探索。

                关键词:碳中和;碳达峰,;绿色金融;高质量开发

                中国图书馆分类号F832文件识别码:A.


                碳达峰要求中国最迟将最后期限定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没有更多的增长,那么碳排放应该逐渐减少。碳中和是通过企业、个人、社会团体和其他主体的总和来计算的,这需要于一定在一个时间段内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生产温室气体,在通过植树造林和其他碳捕获和碳封存(碳汇)抵消后,中国将实现总体零排放。中国把这两个目标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具有重大意义,并已成为一个有时间表的战略目标。它正在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危机。

                “双碳”目标的提出也与中国的能源安全密切相关。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世界工厂”。随着产业链的逐步完善和制造加工能力的不断提高,碳排放也在加速。从中国的资源禀赋来看,相对清洁的油气资源稀缺。中国主要依靠煤炭,当地储存量大,但碳排放量中等偏高。考虑到能源安全,结合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建设全世界人类共同未来的要求,中国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但这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直接关系到能源安全下的高质量发展。展望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双碳”目标将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规划和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发表在《国际金融》(2021年11月)


                实现碳中和需要制度创新


                碳中和的实现需要与未来经济社会转型改革所要求的制度建设和机制转换相配合。要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必须以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例如,中国的修正案《环保法》之后,一些人认为《环保法》明确给出了行业准入和技术标准等标准化界限。从那时起,将有环境保护要求的执行标准,这将解决如何实现绿色和低碳发展的基本问题。但是,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需要由行政系统执行。目前,中国只能在工商业发展相对集中的地区加强执法,但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带来巨大的执法成本。此外,即使所有环保执法机构的管理半径基本可以覆盖全境,相关机构能否依法、高效、公正执法,减少“寻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环保法》实际执行情况。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和机制建设,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激励和引导,调动所有企业和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主动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本文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定法律和行政手段,而是主张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利用经济手段,以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理念。

                碳交易市场是利用经济激励的重要机制。此外,财政部门作为“官管财、管财”的国家分配体系的管理部门,较早地重视了这一体系的建设清洁发展机制、建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的国际实践经验。“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投融资机制的合作和产业资金的支持与推动。中国应努力全面利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首先,我们应该努力相对顺利地甚至适当地提前实现碳达峰2030年的目标。在有时间表地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将有许多具体工作涉及排放限制和关键领域的政策设计。要紧密结合经济手段,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



                清洁能源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价格机制


                低碳转型需要“两轮驱动”,即减少排放,同时使排放的碳形成碳汇(包括碳捕获、碳封存和碳吸收)。碳封存的技术应该有一系列的研发和突破。未来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低碳发展的激励机制。除了碳交易市场,还应该有一系列与改革相关的机制建设。为了调动企业和社会成员对绿色和低碳发展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有一种利益导向机制,即用经济手段引导各行各业自觉地思考如何实现节能减排。在引导企业开发有利于减排、污染控制、节能降耗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同时,引导消费者认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并对消费习惯进行一系列具体改变。

                我国煤电在整个基础能源电力供应中的比重高达80%以上。近年来,经过各级单位的不断努力,这一比例明显下降,但仍达到2/3左右。2030年,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约为20%,而现在这一比例仅为10%左右。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火力发电的比重应该逐步降低,但在中国,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提出完全放弃煤电是不现实的。

                国家发改委专门启动了《中国价格改革五年行动计划》,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基础能源价格改革和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机制建设。我国民用电力价格低于工业和商业用电价格,未来民用电力价格水平可能会有所提高。此外,从工商用电与其他产品的价格比较来看,电价也相对便宜,这意味着作为主要供应商的火力发电成本太低。因此,所有的电力用户都很难有意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来考虑节电。不节电,事实上也不等于节约煤炭和碳排放,这阻碍了我们更好地从原来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并与“双碳”目标对接。

                我国雾霾的形成与煤炭消费直接相关,而火电的高比例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减少烟雾,改善空气质量,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努力调动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使企业一方面节约用电,另一方面发展绿色、清洁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包括如何为燃煤发电开发更清洁的技术,以及在燃煤发电造成空气污染的情况下,各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如何努力节约电力,减少未来继续燃煤发电的需求。其中,电价形成机制将发挥重要作用,应改变低供电价格。

                以北京市为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北京市的民用电力已经使用了40多年,价格上涨不到三倍(与目前的三级民用电力综合价格相比),但在此期间,其他家庭用品的价格涨幅远远超过三倍。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真正关注节能。对于企业而言,过去40年来工商业用电量的增长高于民用电力,但其他费用的增长更高,因此企业很难有真正的热情,专注于节电来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经济效益。事实上,这与烟雾的产生密切相关。我们现在正以非常高的代价处理烟雾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适应市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适应“双碳”目标,克服困难,通过价格调整和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价格机制与市场的关系。

                今后应考虑提高各种产品电价的相对价格水平。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我们应该一步一步走。在每一轮中,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让少数低效企业退出,使大多数企业能够继续发展,经过多轮调整,最终改变整体格局。第二,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除了通过宣传使大家尽可能同意必要的调整外,还要把握电价逐步上涨的节奏和力度,及时提高最低生活水平,使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对于中产阶级和以上者,让他们逐渐适应电价的变化,自觉考虑更换节能电器,在购买耐用家电和高耗电物品时,选择更多节电产品,并养成人们关灯的习惯。


                绿色金融有助于碳中和


                绿色金融的发展涉及经济学中经典的外部性。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消耗资源,形成一定的污染。这种污染将表现为一种污染负外部性。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通过一系列政府主导的行为来克服这种负外部性,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套期保值负外部性就是正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概念在理论上被称为“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机制,但市场不是万能的。数以百万计的微观市场主体在“谈生意”活动中产生的负外部性,是市场自身资源优化配置的缺陷或失败状态,必须由市场之外的其他力量来解决。所以在我们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要注重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市场化实施机制等经济手段,配合法律手段和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如准入规则)解决减排、污染控制等问题,绿色低碳转型,对冲负外部性,实施“双山”理论,支持可持续发展。此外,绿色金融应在政府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指导下的绿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要注意引导商业金融服务的绿色发展,但只有商业金融自身努力,还是力不从心。因为商业金融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按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优先将可用于融资支持的资金与直接经济效益较高的项目相匹配,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绿色低碳相关的金融支持需要纠正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即直接效益可能不明显,但正外部性和综合社会效益不容忽视。

                如何优化绿色金融的运作和运行机制,还有待于在创新中进一步不断探索。在商业金融领域,有基于自愿原则的赤道规则。这在国际上得到了提倡,国内一些银行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初步经验,应该继续倡导自愿支持绿色和低碳项目融资。但基于自愿的纯商业金融可能不可持续。要掌握政策性金融工具,必须积极发展以财政资金为依托的政策性金融财务折扣、政策性质信用担保、产业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结合绿色环保项目、绿色低碳产业、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园,强调新区发展中的生态理念,通过多主体、多部门的协调,通过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相互配合,做好融资支持工作,有效促进绿色发展。值得强调的是,在积极推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合力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调动企业的潜力和积极性。

                例如,政府与社会资本(PPP)的合作与绿色低碳发展密切相关,可以与绿色金融形成紧密的相互合作,为绿色金融进一步发挥作用开辟广阔空间。近年来,有关部门已明确规定,所有本地污水处理(见图1)和废物处理项目均应按照购买力平价该模式构成了施工方案。从理论上讲,要纠正市场失灵,应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而不应固守政府与市场主体各自为政、井水不侵河水的传统思维。在良好的法治保障和管理规则下,政府与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自愿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契约。在产权的保护下,结合融资的支持,可以促进守正创新的转型和发展。未来,为了应对PPP等机制创新,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与PPP长期发展相关的固定收益金融产品交易市场。金融交易中心和碳交易市场都是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在法律进一步完善的条件下,形成了既联系市场又增加政策因素,超越一般市场运行规律的投融资机制。


                绿色金融机制的构建应遵循三个原则。首先,多个主体应该分担风险。增加金融作为后盾,可能会使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金融应该充分承担风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分担风险。否则,如果一家公司承担风险,而其他主体不承担风险,则将存在“道德风险”。其次,不可能响应所有支持对象的请求。在绿色低碳发展中,还必须对融资支持对象进行标准化选择。选择应阳光作业,并尽量消除寻租扭曲第三,政府和财政需要积极引导和实施有限、有希望、合理和可持续的支持。政策性资金(如财政资金支持是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资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或杠杆)放大效应产生乘数型。未来各方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支持地方、基层和企业的试错、探索、创新和发展,不仅允许在创新过程中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且使风险在整体上可控。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科学院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财政部金融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的杰出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以及许多学院和大学的其他杰出教授。1988,他被选入海因茨基金会项目,并在匹兹堡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一亿人才工程高级学术带头人。他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邀请,讨论经济工作。截至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特约评论员之一。孙冶方获得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奖。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国家发改委PPP专家数据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专家委员会委员。2013年,总编辑《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第一任会长和第一任会长)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的首席经济学家),与苏京春合著并于2015年至2016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图书馆评为国家优秀教材。2017年后编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和许多其他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根据对2006年至2015年中国6268种哲学和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700多万篇论文的大规模统计分析,贾康先生在发表论文数量(398篇)、总被引用次数(4231次)和总下载次数(204115次)方面均居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排名第一。他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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