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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 碳中和 区块链 快讯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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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作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我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作者:庄贵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2030)努力实现碳达峰的“2060”,“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认真考虑的重大战略决策,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共同的未来。中国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科学规划和科学部署。

                “双碳”目标的内涵及实现依据

                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是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庄严承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需要对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体制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改革。不仅要把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各地各部门也要抓铁抓线,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把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调之一。

                “双碳”的目标是基于《巴黎协定》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提高目标和21世纪中叶的长期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战略反映在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广义上的碳排放包括所有温室气体)从快到慢的持续上升,在年增长率为零的拐点波动后持续下降,直到人为排放源和吸收汇抵消。从中和脱碳到相对脱碳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

                可以说,实现中国“双碳”目标的基本思路是明确的。中国将力争到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高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65%以上,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达到25%左右,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期间,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减少13.5%和18%。推进能源、电力系统(电不可及地区)的低碳、电气化、智能化、低碳燃料的转化和负排放技术的应用是实现碳中和的2060条基本途径。

                近年来,中国正在寻求更可持续、更包容、更具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具备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客观条件。作为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承担着引领世界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任务。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7.39%,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9%。2020,中国经济总量达到十亿元,国家综合实力强,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从“十一五”计划开始,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力,将节能减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重点产业能效,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实证基础。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约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15.3%,基本扭转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提前履行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自主减排承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日益流行。自2010年以来,中国以顶层设计与试点示范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先后开展了各种低碳试点工作,推动中国政府承诺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目标的实现。通过政策逐点示范效应,全面调动低碳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大动力。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设计逻辑和打污染防治硬仗的政治执行力,充分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势,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要中国继续坚持新的发展观,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行动,就不可能打赢这场硬仗。

                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以新能源为重点的可再生能源推广的核心问题在于成本和应用便利性。中国装备制造能力强,国内市场规模大,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优势,这为清洁能源技术的降本、推广和应用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2020年,中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57.8gw,占世界新增装机容量的60%,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为48.2gw。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居世界第一位。此外,中国在以人工智能、能源互联网和清洁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了技术基础。

                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党中央对这一重大考验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更紧、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任务极其艰巨。我们不仅要有面对调整的勇气,还要有克服困难的智慧。只有智慧和勇气并存,才能实现稳定和长远发展。

                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传统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产业仍占较高比重。相当规模的制造业仍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存在生产管理粗放、高碳燃料消耗大、产品能耗和物耗高、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在新形势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自主创新不足、关键技术“瓶颈”、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等挑战。迫切需要改变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体系,改变由资源、劳动力等因素驱动的传统增长方式。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发展具有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新兴市场需要进一步刺激。今天,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的发展阶段,既要防止潜在增长率快速下降,又要避免需求约束,导致实际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在顺应产业体系调整、稳定经济、保障就业的宏观环境下,新动能的培育面临一系列客观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任务艰巨,短期内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压力巨大。不断改革供给侧和需求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煤电改造事关民生大局。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层次问题是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导方向。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中国煤炭消费量、能源生产总量和煤炭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3%和43%。能源安全面临巨大压力。整合了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电力行业,尤其是火电行业,在供需两端都面临着压力。2019年底,中国燃煤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0.4亿千瓦,占全球燃煤发电装机容量的50%,燃煤发电约占中国煤炭消费量的5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取消世界上所有计划中的煤炭项目,到2040年在所有国家消除煤炭;停止为燃煤发电厂提供国际资金,将投资转向可持续能源项目;启动一个接一个的燃煤电厂转型全球努力,最终实现公平转型。面对碳减排的要求,中国大量的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将带来高额的退出成本。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煤电的退出涉及数百万人。如果扩展到上游煤炭行业,受影响的人数将更大。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事关民生大局和社会稳定。

                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储存的障碍仍有待解决。“双碳”目标时间表明确,建设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是必然趋势。2019年,中国非化石能源仅占一次能源的15.3%,超过2/3的新能源需求仍主要由化石能源满足。非化石能源大规模、产业化的普遍应用,不仅面临着调峰、远距离输送、储能等技术问题,还面临着电网系统和机制问题。各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成本,影响了消费,制约了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健康发展。从自身的技术特点来看,风能、光伏、光热、地热和潮汐能受到昼夜和气象条件等不可控自然条件的限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生物质供应来源分散,原料收集困难;核电存在着核燃料资源有限和核安全问题。近期和中期,中国能源系统的转型仍需发挥煤电的作用,以确保电力供应的经济性、安全性和连续性。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波动性、随机性和间歇性的特点,且供电距离负荷集中较远。与此同时,中国尚未建立全国电力市场。长期以来,电力以省平衡为主,跨省、跨地区的分配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优化配置。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需要在技术装备、体制结构、体制机制、投融资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

                深度脱碳技术成本高且不成熟。从能源系统来看,实现碳中和需要能源系统从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从而实现能源系统(生物质能+碳捕获、储存和利用)的净零排放甚至负排放。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的发展还不成熟,各种技术体系难以整合,环节构成复杂,技术种类繁多,成本昂贵。迫切需要系统的技术创新。低碳技术体系涉及可再生能源、负排放技术等领域。不同低碳技术的技术特点、应用领域、边际减排成本和减排潜力差异很大。中国的脱碳成本曲线显示,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将中国人类活动产生的初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50%左右脱碳,预计年减排成本约为220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为许多行业(包括发电和其他需要电气化的行业)的减排提供了支持,对中长期准备“绿色”氢能至关重要。达到75%脱碳后,曲线将进入“高成本脱碳”范围,实现90%脱碳的年成本可能高达1.8万亿美元左右。如果仅继续现行的政策、投资和碳减排目标,现有的低碳、零碳和负排放技术难以支持中国实现碳中和2060。预期的碳捕获、利用和储存(CCUs)技术非常昂贵。数亿甚至数十亿的投资、运营成本和收入不足,阻碍了CCUs项目的顺利建设。

                实现“双碳”目标的对策建议

                中国要在短短30年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构建新的发展范式,不仅要培育和扩大新的驱动力,促进产业结构快速稳定转型,避免转型过程中的痛苦,还要设计协调合理的配套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首先,以政治立场保持战略集中。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应该尽快规划,地方各部门应该加快部署行动计划,将碳达峰纳入中央环保督察。抓住从现在到碳达峰的窗口期,采取有力措施改变发展模式,不仅可以避免被锁定在高碳道路上,而且可以避免攀登高峰后深度脱碳的高昂成本。

                “十四五”期间,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理解力和政治执行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站在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充分认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大意义。特别是,他们应该有一个长期的战略眼光。他们不仅要着眼于短期利益,还要做好打持久战和持久战的准备。

                立足新的发展阶段,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统筹实施和推进,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稳健与进取、自强与开放、短期与长期、减少污染与减少碳的关系,明确各项任务的时间节点和实现路径,实现当前任务与长远发展的紧密结合。“双碳”目标侧重于实施。必须以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集中,综合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社会民生、成本投资等多方面因素,实现碳达峰的碳中和愿景。

                第二,要系统地实施战略部署。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多个领域,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要把“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纳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必须坚持新的发展观,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减排稳定,凝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团结合作,共同行动。

                以“国棋”为思路,聚焦重点部门,优化资源配置。所有部门、行业和地区“自下而上”制定自己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计划。在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协调区域发展和产业布局,处理好地方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突破区域壁垒。其中,能源、工业、交通和建筑是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键部门。他们都有供应端产品比如,解决可再生能源供需空间矛盾,需要在国家层面统筹安排,突破体制和制度障碍,把西北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国家加快碳减排。

                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不仅是生产者的责任,也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目前,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主要探索形成生产领域的体制机制和行动计划。然而,随着中国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减少生产领域排放的同时,我们应该从消费者责任的角度,加强对强制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实现路径的探索。探索引导和监督消费者消费偏好和消费倾向的制度机制和利益机制。通过引导消费者的绿色消费偏好,“强迫”企业升级技术,采用绿色生产模式。

                最后,通过碳定价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碳定价政策是解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负外部性和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它改变了排放空间被视为公共物品的传统认识,赋予二氧化碳排放市场属性,刺激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低碳动力。它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市场导向政策工具。

                在实施层面,碳定价主要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机制。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确定碳价格,以弥补碳市场价格的不足;后者是建立一个交易市场,价格由参与市场的交易主体在政策规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下形成。作为纠正碳排放负外部性的工具,它们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有自己的价值,而且它们不是唯一的。如果政策设计得当,它们就能发挥有效作用。

                碳定价是减少排放所需的气候政策方案之一。根据碳定价政策,企业通过评估碳价格对其运营的影响来识别潜在的气候风险和利润机会。长期投资者使用碳定价来分析气候变化政策对其投资组合的潜在影响,使他们能够重新评估投资策略,并将资本重新分配给低碳或适应气候的项目。足够高的碳价格是实现脱碳的关键因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需要共同努力,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供帮助,用能源脱碳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自2013年以来,中国在七个试点省市探索了碳交易机制。预计将于2021年年中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仅限于火电行业)。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航空等重点行业将纳入碳交易体系。从试点市场多年的现货交易数据来看,碳市场存在交易量小、市场不活跃、碳价格市场化属性不明显等问题。在继续建设全国碳市场的前提下,碳交易市场体系的设计需要收紧总量配额,逐步提高一级市场中以“拍卖”形式的有偿分配比例。对于不包括碳市场的碳排放源,我们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引入碳税作为碳市场的补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碳定价策略并非政治中立,许多行业可能会利用其影响力抵制和削弱严格的碳定价措施。同时,碳定价政策设计也需要关注低收入群体可能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面临的生计问题。

                [注:本文受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30年度中国碳排放量行动计划研究”(项目编号:21ZDA085)的支持。

                [参考文献]

                ①中金公司:《碳中和经济学:新约束下的宏观与行业分析》,《研报精选》,2021年3月21日。

                ②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中国2060年前碳中和研究报告》,2021年3月18日。

                ③项目综合报告编制团队:《〈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综合报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年第11期。

                ④庄贵阳、窦晓铭:《新发展格局下碳排放达峰的政策内涵与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问题6,2021。

                ⑤柴麒敏、庄贵阳等《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气候治理(笔谈)》,《阅江学刊》,2020年第6期。

                ⑥周宏春、霍黎明等《开拓创新 努力实现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城市与环境研究》,问题1,2021。

                ⑦世界银行集团,《2020年碳定价的现状和趋势》,华盛顿特区,2020年5月。

                ⑧戈德曼萨克斯研究,Carbonomicas:中国净零:清洁技术革命,报告,2021年1月21日

                资料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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